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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的作用
最佳答案：
翻译理论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指导语言选择：翻译理论可以指导译者选择合适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2. 制定翻译方案：翻译理论可以为翻译实践提供科学的翻译方案，包括选择翻译方法、确定翻译原则、设计翻译流程等，确保翻译过程的顺利进行。
3. 解决文化冲突：翻译理论可以帮助译者正确处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避免因文化差异引起的误解和误读。
4. 指导翻译策略：翻译理论可以指导译者提高语言能力，包括词汇、语法、语篇等方面的知识，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
5. 提升语言能力：翻译理论可以指导译者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和方法，如增译、减译、转译等，使译文更加准确、流畅、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
6. 完善翻译技巧：翻译理论可以帮助译者从语篇的角度看待翻译，把握整体意义和结构，避免出现断章取义、语义不连贯等问题。
7. 增强语篇意识：翻译理论可以指导译者增强跨文化意识，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价值观和习俗，从而更好地传递原文中的文化信息，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8. 传播文化价值：翻译理论可以帮助译者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准确地传递到目标语言中，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9. 促进跨文化交流：翻译理论不仅涉及语言转换，还涉及文化交流。在英语学习中，学习者可以通过翻译理论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培养跨文化意识。
10. 提高翻译质量：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包括阐明翻译活动的本质、总结出具有可操作性、适用于各类文本的翻译原则，用于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分析翻译中的问题，以及品评译文的质量。
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翻译人员进行语言转换的指南，也是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的关键。
翻译有哪些理论，除了目的论还有哪些平行的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涉及三种文本：原语文本、译者的图式文本和译语文本。对于原语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辞功能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是产生理想的图式文本的关键。而正确把握原文的认知图式又是正确理解原文修辞功能的基础。理想的图式文本来自原文的认知图式，来自对原文作者的修辞意图的准确把握。在这个图式文本的基础上，产生怎样的译语文本，除了修辞功能等值之外，还应该考虑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对象。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傅雷也有自己的一些翻译理论1.选材的标准。傅雷在选择原文时，首先考虑的是选择具有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 趋势及读者需要的作品。
2.理解、表达与读者。傅雷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如何做到忠实原作主要应做到两点：第一，理解要“化为我有”。傅雷认为，首先要“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
第二，表达要“传神达意”。傅雷曾说过：“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如何做到“传神达意”应该做到以下三点：(1)进行中文写作。傅雷曾说过： “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 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2)务必反复修改。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 寸心知”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他认为，“翻译工作 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文字工作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 ”。(3)重视译文其它附件部分，诸如索引、后记、注解和译文序等对于“传神达意”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4.美学观——“神”与“形”的和谐
(1)“重神似不重形似”。“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中国古典美学运用于翻译理论，借助绘画和诗文领域里的“形神论”来探讨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傅雷说过：“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住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 能济事。”“意在强调神似，不是说可以置形式不顾， 更不是主张不要形式。”，“神 ”依附于“形”，而“形”是“神”的外壳，“形”与“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形 ”与“神”的轻与重，是无法用二五分或三七开来衡量的。
(2) “神”与“形”的和谐源于译者的再创造。傅雷曾指出：“译书的标准应该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 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傅雷还提倡，再创造的“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纯粹之中文”就是中国规范语文。但当时新文化所推崇的白话文仍处于有待完善的阶段， 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只能达意，不能传情” 不足以表达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为了再现原作生动的内容、时空的差异和语境的不同， 傅雷认为，“非杂糅各地方言不可”，不妨使用“旧小说套语”和“文言”，关键在于 “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碎”。傅雷创造性地采取了在白话文中加入方言 、行话、文言和“旧小说套语”等办法来转达原文的风格和“神韵”，使之“水乳 交融，语言流畅”。
（3）“神似”与“形似”和谐体现中西美学之精髓。：“ 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做言有尽而意无穷，西方人所谓的between lines(弦外之音)。作者不可能把心中的感受写尽，他给人的启示往往有些还出乎 他自己的意料之外。””。“神似”与“形似 ”的和谐的实质在于，既表达出语言的“确定点”——“显形”，又表达出语言的“未定点”——“隐形”，使之既传神又达意。
基本就是这些，可能不太全面，望有帮助
鲁迅主张的翻译观点及意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谈到严复。他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 中国之译佛经， 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在主张直译方面,瞿秋白和鲁迅见解一致。他说:"翻译 —— 除出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但是他同时指出：“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据为己有’。”他认为,“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现代许多翻译家基本上都是直译派。所谓“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掉；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这与译文的流畅与否无关。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等书，文字就非常流畅，但仍然是直译。所谓“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古代的鸠摩罗什属于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茅盾更是简洁了当地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 他又说："‘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傅斯年、郑振铎、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张直译。因此,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准则。
翻译有哪些理论
21世纪的翻译智慧今时今日，翻译工作基本上是一种服务性的任务；以专业精神从事。
翻译工作的「涉权者」（stake holders）主要包括作者、作品、委托人、译者自己、译文使用者、社会。每一次任务，译者都要预先决定将谁的利益放在甚麼优次的位置（即「忠於」哪一方）。
翻译得有多好（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有多「理想」、译文的文子质素优劣等）是一回事，翻译任务是否圆满又是另一回事。（A good transl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a good translating job done）。
每一次翻译工作，都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去做，视乎种种情形（客户要求、译文使用者的背景、翻译的目标等而定）。翻译工作是策略取舍的艺术，要凭经验靠眼光。
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再次表达原文本有的「意义」，译者必须取舍这次牺牲些甚麼，如何补偿（如果需要的话）。
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译员尽力以委托者的利益为依归，特别顾及价钱、速度、译文质素、合用性、服务态度、译文的效用等。
译文可以在不同的层面跟原文「对等」（equivalence） ——语音、格式、字面意义、语用意义、功能等。
译文不一定跟原文有任何「对等」关系。译文只不过是跟原文有某些关系的另一篇文字。
翻译的标准：
「好」的译文就是达到预先订好的目标的译文。
「好」的翻译工作是能够完成预先订好此任务的目标的工作。
「好」的译者就是能够尽量照顾各利益单位的利益的译者。
「好」的专业译者就是以专业精神令委托人满意、对社会有贡献、促进本行利益的译者。
翻译时要翻的不是原文每个字每句话「本该」有甚麼意义（langue），而是该次传意事件之中产生的效应（parole）。这次是谁说、在甚麼情形之下说、用甚麼态度说……比说了甚麼更重要。
翻译必有诠译，诠释必有偏见：谁参与一个沟通的活动（阅读、谈话、听音乐）必然是不可避免地以本身的条件介入，从而影响到沟通传意的结果。原文为有人翻译而增添「意义」。
「偏见」在所难免，且可产生积极作用；意义并没有唯一的权威笉「中心」，世上没有不偏之见。
翻译是创造合适的新事件：阅读是传意事件，翻译工作的本质不是生产酷似原文的新语篇，而是透过创新语篇让译文使用者回应而产生新传意事件，达到预定的效果。
翻译「知其不可而为之」：译者只有在极多制肘之下尽所有的条件，致力制造出合乎要求的水平又合用的译文。
直到最近，普世的翻译价值观是「语文学式」（philologic）的态度，即是将作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将原文的意义当作「真理」，译者一定要必恭必敬「传声筒，尽可能一加减不改动，愈「忠於原文」的译文就越好。
当今的「後现代」翻译观视原文为灵感来源（之一），视乎这一次的任务需要，「不择手段」以各种可能的策略去生产新文本，创造新的传意事件。每一次翻译只是为当下的任务来服务，天下间并无「最理想」的译本。
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者得以投胎再世，跟另一个时空的人沟通，精神重现，再活一次又一次。所以翻译是一种功德，一种施爱的行动。
